去年12月底有一条新闻，令美高梅中国的股票，一天跌超了 17%。

美高梅中国发布公告，宣布与美国母公司（MGM Resorts）签署了全新的长期品牌许可协议：自2026年起，美高梅中国需向母公司美高梅国际支付的牌照费将由月度综合收益净额的1.75%上调至3.5%，全年新增费用约12亿港元，较2025年增加6亿港元。费用上升将令美高梅中国2026年EBITDA同比下降约5%，利润率收窄220个基点。

借着这个新闻，介绍一下澳门赌场的有哪些、当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消失的卫星赌场与贵宾厅、新博彩法的影响与澳门的转型，很有意思。

春节长假将至，去澳门旅游的同学，也可以了解一下哟。

赌场牌照的演变

在澳门营业的赌场，都是需要有牌照的。

赌场牌照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从“散装经营”到“高度垄断”，再到“适度竞争”，最后进入“强监管多元化”的四个阶段。

1. 早期阶段：散装发牌与初步专营 (1847年 - 1930年)

• 合法化 (1847年)： 澳葡政府面对财政危机，宣布赌博合法化。当时并没有大型赌场，而是遍布街头的番摊馆、白鸽票档等。
• 宜安公司 (19世纪末)： 卢华绍（卢九）通过向政府缴纳“赌饷”获得了经营权，这可以看作是赌牌专营制度的雏形。当时赌场、妓院、鸦片烟馆往往是合一的。

2. 泰兴时代：专营制度的确立 (1930年 - 1961年)

• 1930年，澳葡政府颁布了第14部法规，决定实行“专营制度”（Monopoly）。政府决定不再零散发牌，而是要把所有的博彩项目打包，只租给一家实力雄厚、能按时交大额租金的公司来经营。
• 豪兴公司：是第一家获得这种“统一承投”经营权的公司，是由卢九（卢华绍）家族等人组建。他们引进了像“百家乐”、“二十一点”等西方玩法，但由于当时正值全球经济大萧条，豪兴公司经营不善，政府在1937年决定重新招标。
• 泰兴公司： 1937年，由傅德榕和高可宁组成的泰兴公司夺得专营权。他们改建了“新中央酒店”，引进了百家乐等新玩法，开启了为期20多年的泰兴垄断时代。但此时的经营仍带有浓厚的中式旧派风格。

3. 澳娱 (STDM) 时代：赌王垄断的40年 (1962年 - 2002年)

• 洗牌与更替 (1961年)： 澳葡政府进行赌牌招标。何鸿燊联合霍英东、叶汉、叶德利组成“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STDM)”，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傅氏家族。
• 现代化改革： 1962年葡京酒店开业，STDM引入了西方化的管理模式，建立了贵宾厅制度，并垄断了澳门赌权长达40年。这段历史让何鸿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赌王”。

4. 赌权开放：“三主三副”格局 (2002年 - 2022年)

• 回归后的改革 (2002年)： 澳门特区政府为了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决定发放 3张 经营牌照。
  • 获得“主牌”的是：澳博 (SJM)、永利 (Wynn)、银河 (Galaxy)。
• 副牌的诞生： 由于银河内部合伙人（吕志和与金沙的阿德尔森）出现分歧，政府允许牌照“转批”。
  • 银河拆出副牌给 威尼斯人（金沙）。
  • 澳博拆出副牌给 美高梅 (MGM)。
  • 永利拆出副牌给 新濠 (Melco)。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 “三主三副”（共6家博企）格局，开启了澳门博彩业的“黄金二十年”。

5. 新博彩法时代：平稳过渡与强监管 (2023年 - 2032年)

• 修法终结副牌 (2022年)： 随着旧牌照到期，澳门修订了《博彩法》，明确取消副牌制度，将牌照上限设为 6张。
• 新一轮竞投： 原有的6家公司在激烈的公开竞投中全部成功续牌，期限缩短为 10年。
• 现在的核心： 现在的牌照不再是“开赌场的执照”，而是“多元化转型的责任状”。政府要求博企投入巨资用于吸引外国游客和非博彩项目（演艺、体育、会展）。

这里具体的修订《博彩法》是指澳门第 7/2022 号法律 —— 修改第 16/2001 号法律《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除了前面提到的终结副牌、缩短牌照期限之外，还将两类事物——卫星赌场和贵宾厅模式——扫入了历史。

走进历史的卫星赌场

1. 什么是“卫星赌场”？

在澳门，没有第7张牌照。所有合法的赌桌和角子机，其背后的法律主体必须是那6家承批公司之一。如果你看到一家赌场名字不属于这六家，它也一定是在法律上隶属于其中一家的“租借点”或“合作点”。

卫星赌场是指：由第三方（非持牌博企）投资并拥有物业（酒店大楼等），但挂靠在6家持牌博企的牌照下经营的赌场。

• 关系： 卫星赌场的老板通常是当地的实力派商人或酒店主，他们没有牌照，但与持牌博企（主要是“澳娱综合 SJM”）签署合作协议，租用后者的牌照进行博彩业务。
• 分配： 以前，卫星赌场的收入由场主（物业方）和博企（牌照方）按比例分成。

2. 卫星赌场的商业考量

在 2002 年到 2022 年这 20 年间，澳娱综合（SJM） 拥有全澳门最多的卫星赌场（最多时超过 20 间），这种现象背后是深层商业博弈与财务考量的结果。

SJM 不去收购这些物业，是因为这种“轻资产”模式在过去对它最有利：

a. 历史负担与“轻资产”策略

SJM 是从老赌王何鸿燊时代的垄断经营中走过来的。与金沙、永利这些“平地起高楼”的美资博企不同，SJM 面临的是一个庞大但分散的存量市场。

• 资金分配压力： SJM 长期以来需要应付复杂的家族分红和老旧设施维护。直接收购十几间酒店物业（如置地、十六浦、凯旋门等）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金，这会极大地拖累财务报表。
• 以小博大： 通过“借出牌照”给第三方投资者，SJM 可以在不用支付物业成本、装修成本和行政管理费的情况下，直接分享赌台收益。这种“你出房子我出牌照”的模式，让 SJM 以极低的成本覆盖了澳门半岛几乎所有黄金地段。

b. 政治与人情的“缓冲区”

卫星赌场的背后，往往是澳门本地各方势力的“地头蛇”投资者。

• 利益分配： 在澳门回归前后的社会背景下，维持这种合作模式是平衡当地多方利益、确保平稳过渡的一种方式。如果 SJM 强行收编或拒绝合作，可能会导致这些本地资本转向竞争对手（如副牌持有者）。
• 社会稳定： 卫星场支撑了澳门大量的就业和周边社区经济（如洗衣服、小餐馆）。SJM 维持这种模式，也是在履行一种“准政府机构”的社会责任，减少管理压力。

c. “卫星场”的防御性布局

SJM 利用卫星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防御阵地来围堵竞争对手。 虽然金沙、银河在路氹（Cotai）盖了极其华丽的度假村，但 SJM 通过遍布老城区的卫星场，牢牢锁住了“街坊客”和“老赌客”。这些卫星场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在澳门半岛，让竞争对手很难在老城区插足。

3. 卫星厅的缺点

澳门政府在2022年修订《博彩法》并要求在2025年底前基本结业或转型卫星赌场，主要是因为这种模式在过去20年暴露出了一系列严重影响特区治理和金融安全的制度缺陷。

可以把卫星赌场看作是博彩业的“加盟店”，虽然规模扩张快，但管理乱象多。以下是其被取消或严管的四大核心原因：

a. 监管黑洞：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这是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 “谁在管”的乱象： 法律上，赌牌持有者（如澳博）是经营者；但实际上，卫星场里的安保、清洁、中介人甚至部分财务是由物业拥有者（私人老板）说了算。
• 规避法律： 这种“两层皮”结构让政府很难穿透式监管。很多卫星场沦为私人老板的“自留地”，政府的监管指令在进入这些场馆时，往往会因为复杂的私人关系和利益纠葛而被打折扣。

b. 金融风险：洗钱与地下钱庄的温床

卫星赌场曾是澳门“贵宾厅模式”最猖獗的地方。

• 资金流动不透明： 相比于大型度假村（如威尼斯人）严密的合规审计，隐身于闹市酒店里的卫星赌场更容易进行违规的资金跨境转移。
• 筹码结算漏洞： 过去，卫星场与私人老板之间的利润分成机制（收入分成）极度复杂，且容易通过关联交易掩盖真实的现金流。在反洗钱监管日益收严的背景下，这种模式被认为是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

c. 社会问题：社区博彩的“毒素”

卫星赌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深入老城区，紧邻居民楼。

• 诱导本地人博彩： 与路氹城（Cotai）那种吸引游客的度假村不同，很多卫星场就在家门口、菜场旁，它们的目标客户很大一部分是澳门本地居民。
• 治安隐患： 卫星场周边往往伴随着非法当铺、高利贷、暴力追债等社会治安问题。政府希望将博彩业“由散转聚”，引导到路氹城等远离居民区的区域，以减少对社区的负面影响。

d. 发展偏差：阻碍“非博彩”转型

这是2022年赌牌重新竞投时的战略考量。

• 纯博彩导向： 卫星场的老板通常只对“抽水”感兴趣，由于受限于物业空间（通常就是一栋旧大楼），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投资演唱会、体育比赛、艺术展等非博彩项目。
• 资源错配： 卫星场占用了大量的赌台资源。政府认为，这些宝贵的赌台（Table）应该配给那些愿意投几十亿建设度假村、吸引外国游客的公司，而不是留给那些只靠收老赌客钱的“食利者”。

随着2022年新《博彩法》的实施，政府为了加强监管，决定彻底取缔这种“租借牌照”的混乱模式。 政府给了卫星赌场3年的过渡期（2023-2025年底）。

4. 退场与转型

从2026年1月1日起，卫星赌场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禁止分成： 场主不能再从赌台收入中直接抽成。
• 管理费模式： 场主只能以“管理公司”的身份向博企收取固定的管理费，或者干脆将经营权交还。

许多由于无法盈利或不符合新规的卫星赌场已经在2025年底陆续关闭（例如骏龙、华都等知名场所）。

凯旋门则是被持牌博企回购并进行直营化改造，它曾由私人投资者与澳博合作经营，是典型的巨型卫星场。但为了符合新《博彩法》的要求，澳娱综合（SJM）已完成对凯旋门酒店博彩空间权力回购，作为澳娱综合旗下的直营赌场运营。

走进历史的贵宾厅模式

“太阳城” (Suncity) 的故事是澳门博彩业近20年来最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1. 什么是贵宾厅模式

在澳门，持牌博企（如银河、新濠、永利等）为了给大额投注的客人（High Rollers）提供私密、高端的服务，赌场内部设立专门的区域（即贵宾厅），由博企自己招揽客人、自己提供服务是完全合法的。

但太阳城本身没有赌牌，但他是拥有「博彩中介人牌照」，它在上述提到的“六大博企”的赌场内部，承包一个区域，挂上“太阳城贵宾会”的招牌进行经营。

这种所谓「贵宾厅运营模式」，主要负责从中国内地或其他地方招揽豪客（高净值客户），提供交通、住宿、信贷（借钱给赌客）以及洗码服务。巅峰时期，太阳城占据了澳门贵宾厅市场约 40%~50% 的份额，其创始人“洗米华”（周焯华）一度被称为澳门的“小赌王”。

2. 太阳城和卫星场

太阳城就像是一根巨大的寄生藤蔓。它既攀附在博企直营店这棵大树上吸取阳光和名声，又深深地扎根在卫星赌场这些潮湿的缝隙里野蛮生长。

虽然大型度假村体面，但卫星赌场才是洗米华这类“中介人”最喜欢的温床：

• 监管相对宽松： 在大型直营店，美资博企（如永利）会进行严格的合规审计。但在早年的卫星场，老板往往是本地实力派，双方利益深度绑定，洗米华可以更方便地进行“转筹码”、“地下结算”等操作。
• 高额返佣： 卫星场为了拉客，往往会给中介人更高的佣金比例。洗米华通过在卫星场“插旗”，可以最大化他的利润分成。

3. 太阳城的覆灭

太阳城如果只是在赌场介绍贵宾厅业务，获得赌场收入分成，在当时来看还是合法的。

但太阳城的业务模式还不止于此，另外的一些业务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导致其覆灭：

1. 跨境招赌与网络博彩： 太阳城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开设网赌平台（如SCM、UE等），通过视频直播方式，诱导大批内地居民参与。利用其在澳门的合法“叠码仔”身份作为掩护，在内地招揽会员，这直接挑战了内地的司法管辖权。
2. “赌底面”与大规模逃税： 所谓的“赌底面”，是指客人在赌桌上赌 100 万（这部分交税给政府），但在私下里与太阳城协议翻 10 倍结算（另外 900 万的输赢在台下私了）。涉嫌非法经营赌博，更是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导致澳门政府损失了巨额税收。
3. 地下钱庄与洗钱犯罪： 为了方便内地的阔太和老板们把钱弄出境，太阳城建立了一套精密的资金池。通过地下钱庄、虚拟货币、虚假贸易等手段，协助赌客进行大规模的跨境资金转移。这种规模的资金逃避监管，被上升到了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

• 2021年11月，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周焯华批准逮捕，随后澳门司警将其带回调查。
• 2022年1月，太阳城正式失去博彩中介人资格，旗下所有贵宾厅关闭。
• 2023年1月，澳门法院一审宣判，周焯华因黑社会罪、非法经营赌博、诈骗等罪名，被判刑 18年。

太阳城撕开了博彩业乱象的最后遮羞布之后，政府下定决心用“猛药去疴”，直接推动了2022年新《博彩法》出台。

赌场牌照之外的牌照

前面提到太阳城拥有的博彩中介人牌照（Gaming Promoter License），是澳门博彩业监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过去，政府发牌主要是为了收税（以前只要交钱就行）；新《博彩法》修订之后，包括中介人牌照在内的多种牌照/许可制度被重新设计和强化，形成了一个多层次、严密监管的体系。

本节就介绍除了那张价值连城的“博彩承批公司牌照”（六大博企持有的正牌）外，还有哪些重要的牌照类型。

1. 博彩中介人牌照（公司牌照）

在 2022 年新《博彩法》框架下，中介人牌照不再仅仅是一张营业执照，而是一张具有“高连带责任”的准入证。

中介牌照持有者不再是赌场的“合伙人”，不能再分享博彩毛收入，作为“服务提供者”，只能收取法律规定上限内的固定佣金

博彩中介人的牌照上限仅为 50 家（目前实际活跃的仅 29 家左右）。

每家博彩中介只能向一家博企提供服务，博企也必须为中介人的违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牌照也是根据博企的规模“配给”：

• 金沙中国、澳娱综合： 获配中介人上限最多（各 12 家）
• 美高梅、新濠： 各 8 家
• 银河、永利： 各 5 家

这种分配机制让博企必须精挑细选最合规的伙伴。

2. “合作人”准照（个人牌照）

这是为了解决过去数万名“散户叠码仔”处于监管灰色地带的问题，专门设立的个人行政许可。

全澳门的个人合作人名额被严格锁死在 250 个。这使得这张牌照成为了行业内极少数“顶级公关”才拥有的身份象征。

每位合作人需要向政府缴纳 50 万澳门元的保证金。一旦涉及私自放贷、跨境招赌等违规行为，保证金将被没收，且终身禁入行业。

个人合作人不能独立接客。他们必须“挂靠”在上述持牌的博彩中介公司名下，形成“政府管公司，公司管个人”的套筒式监管模式。

以前贵宾厅的收入可以占赌场收入的 70%，但到 2025 年底，高端中场 (Premium Mass) 已经取代了贵宾厅。

现在的高端客人，是由赌场自己的员工（穿着制服、有社保、直属博企）直接对接的，不需要通过中间人，这些人是不需要合作人牌照的。

而这 250 个合作人牌照，更像是针对“外籍豪客”或“极个别超高净值人群”留的一个极小的口子。实际目前仅有几人：

3. 博彩机制造商及代理商许可

赌博不只是人的游戏，更是机器的博弈。为了防止博彩设备被植入后门或作弊程序，政府对设备供应端有严格管控：

• 制造商许可： 任何想要向澳门赌场出售老虎机、电子赌台（如电子百家乐）、甚至洗牌机的公司，都必须获得博监局颁发的许可证。
• 代理商许可： 如果你不是工厂，只是中间商，也需要专门的代理资质。
• 设备审批： 每一款进入澳门赌场的博彩机型号，都必须经过独立实验室检测并获得政府的技术审批。

4. 准入与禁入制度（员工登记）

虽然这不叫“牌照”，但属于高度监管的专业资格登记：

• 博彩从业员禁入令： 赌场员工（如荷官、账房、保安等）在非办公时间禁止进入全澳任何赌场博彩。
• 主要职员备案： 赌场内的财务主管、筹码室负责人、安保主管等关键岗位，虽然不叫“牌照”，但必须经过政府的“适当资格认定”。这意味着如果这些人有过非法挪用资金或涉及非法网络博彩的前科，将无法在澳门任何一家赌场任职。

博企背后的资本财团

新《博彩法》的核心逻辑就是：“权力收缴，责任下沉”，更多的责任死死地压在了六大博企身上。

这6家持牌公司的背后，实际上是三股势力的博弈与共存：美国博彩巨头、赌王何鸿燊家族以及本土实力财团（吕志和家族）。

1. “美资三巨头”：国际经验与品牌

12月29日，美高梅中国港股放量重挫，单日大跌17.14%。

在2025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美高梅中国发布公告，宣布与美国母公司（MGM Resorts）签署了全新的长期品牌许可协议：自2026年起，美高梅中国需向母公司美高梅国际支付的牌照费将由月度综合收益净额的1.75%上调至3.5%，全年新增费用约12亿港元，较2025年增加6亿港元。费用上升将令美高梅中国2026年EBITDA同比下降约5%，利润率收窄220个基点。

这个新闻中有两个主体，美高梅中国和美高梅国际，美高梅国际提供全球客源系统和“MGM”这个世界级品牌的赋能。

美高梅国际(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 拥有美高梅中国约 56% 的已发行股本，是美高梅中国的控股股东，将其财务业绩并入母公司报表。

除了美高梅中国，另外两家还有两家美资博企：

金沙中国 (Sands China)：其持股母公司为拉斯维加斯金沙 (LVS)，持股比例约 70%-75%。 金沙是澳门最大的零售和会展商，旗下拥有威尼斯人、巴黎人等多个著名赌场度假村。虽然创始人谢尔登·阿德尔森已去世，但金沙依然是澳门非博彩转型的领头羊。

永利澳门 (Wynn Macau)：其持股母公司为永利渡假村 (Wynn Resorts)，持股比例约 72%。 永利主打高端、奢华服务，虽然规模不如金沙，但在高端中场客户中拥有极强的忠诚度。

这三家美资博企凭借其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雄厚的资本实力，在澳门博彩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作为母公司，都会向澳门子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品牌使用费，这也是子公司成本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2. “何氏家族”：赌王的遗产

虽然赌王何鸿燊已经去世，但他的家族依然通过三家公司掌控着澳门博彩业的半壁江山，且目前主要由“二房”子女掌舵。

澳娱综合 (SJM Resorts)：作为何家最正统的继承者，由香港上市的“澳博控股”全资持有。二房次女何超凤担任主席，四太梁安琪也是重要股东和董事。它就是前面提到的，拥有“卫星赌场”最多的公司，目前正痛苦地经历从旧模式向现代度假村（如上葡京）的转型。

新濠博亚 (Melco Resorts)：是独立性最强的何家企业，由二房独子何猷龙领导的新濠国际（Melco International）控股。何猷龙走的是“摩登、科技、酷”的路线（如摩珀斯酒店），与传统的澳博完全不同，深受年轻一代客群喜爱。

美高梅中国 (MGM China) ：除了前面提到的美高梅国际控股外，二房长女何超琼及其控股公司合计持有约 22.49% 的股份，不仅是第二大股东，还担任美高梅中国的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她被视为美资与澳门政府之间最重要的“协调者”，在平衡各方利益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3. 本土实力财团

银河娱乐 (Galaxy)由香港大亨吕志和家族创立（原本是搞建筑材料的嘉华集团），是6家中唯一一家非美资、非何家的公司，也是目前财务状况最稳健、盈利能力最强的博企之一。

银河拥有全澳门最大的土地储备（银河三期、四期），它的成功代表了华资财团在博彩业的崛起。

由于新《博彩法》规定承批公司的常务董事必须由占股 15% 的澳门永久性居民担任，这实际上强化了何家（如何超凤、何超琼、何猷龙）以及吕志和家族在各家博企中的法律地位。

4. 资本的套娃游戏

这6家持牌公司背后其实都有各自庞大的“家族树”或“跨国集团”，整理了他们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首先，现在的法律规定，持有牌照的公司必须是独立实体，因此就有了第一层，招牌持有人和直接上市母公司的关系。

另外，每家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人，实际上都有一个“跨国集团”或“家族信托”在掌控，这就形成了第二层的资本套娃游戏。(下边图片来源于网络，仅用于说明股权结构，数据不一定准确)

以澳娱（STDM）为例，它不是上市公司，而是一家极其神秘且复杂的私营公司。它不上市有几个深层逻辑：

• 资产太庞大且敏感： 澳娱不仅有赌场，它还持有澳门塔、大量地皮、甚至是澳门唯一的疏浚公司（负责清理航道）。这些资产涉及澳门的经济命脉，保持私有化更便于与政府协作，而不受股市波动的干扰。
• 规避监管透明度： 作为私营公司，澳娱不需要像上市公司那样公开披露每一笔关联交易和高层薪酬。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帝国来说，这种“不透明”是维持内部各房利益平衡的遮羞布。
• 避税与分红： 澳娱作为顶层控股平台，可以灵活地将赌场赚来的钱，在内部通过非上市渠道分配到家族的各项实业（如酒店、交通）中，从而实现税务上的最大化优化。

尽管澳娱不是上市公司，但他也是有股权结构的。霍英东基金会、二房家族、四太梁安琪、三太陈婉珍都有较高的持股比例。

“赌城”转型“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在2022年签署新的10年经营合同后，澳门正式开启了“转型模式”。这几年，澳门正在经历一场从“赌城”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硬核跨越。

1. 赌场牌照的费用明细

在说澳门转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2022年底完成了新一轮的竞投之后，6家持牌博企都需要缴纳哪些费用。

溢价金 (Premium)，这是每年必须向政府缴纳的固定费用，分为两部分：

• 固定部分： 每年 3000万澳门元。
• 可变部分： 根据赌台和博彩机的数量计算。每张 VIP 赌台每年约 30万澳门元、每张普通赌台每年约 15万澳门元、每台博彩机每年约 1000澳门元。

博彩特别税 (Special Gaming Tax)：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核心来源。目前澳门对博彩毛收入（GGR）征收 35% 的特别税。

拨款/捐献 (Contributions)：毛收的2% 拨给澳门基金会（用于社会、文化等发展），3% 用于城市发展、旅游推广及社会保障。如果公司能成功吸引外国游客，这部分拨款可能会获得豁免。

非博彩投资承诺：这是最庞大的一笔开支。6家博企承诺在10年期内总共投入超过 1100亿澳门元，其中绝大部分（约90%）必须用于非博彩项目。

2. 转型项目有哪些？

上面提到的这超过 1100亿澳门元，将按照政府要求的“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投入。目前的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

• “演艺之都” (Concert Economy)： 这是最明显的转型。博企利用威尼斯人综艺馆、银河综艺馆、永利皇宫等场地，高频举办国际巨星演唱会（如张学友、陈奕迅、Blackpink等）。2025年，澳门举办了超过500场大型演艺盛事。

• “体育之城” (Sports Tourism)： 除了传统的格兰披治大赛车，现在还有常态化的 WTT乒乓球赛、NBA季前赛、斯诺克大师赛、国际马拉松等。博企不仅是赞助商，更是承办者。

• 会展商务 (MICE)： 建设更大型的会议中心，吸引国际性行业峰会（如科技、医药、金融论坛）。会展客商的人均消费额通常比普通游客高出 1-2倍。
• 社区活化与文创： 政府要求博企“包干”旧城区。例如：金沙负责“益隆炮竹厂”、美高梅负责“妈阁塘区”、新濠负责“内港23号及25号码头”。博企出钱出力把这些废旧工业区改造成艺术区和网红打卡地，引导游客从赌场走入老街坊。

3. 转型的迫切性

这种转型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生存的考量：

1. 摆脱单一依赖： 过去澳门GDP的 80%以上 依赖博彩，抗风险能力极差。2020-2022年的疫情让澳门意识到，如果赌场没生意，整个城市会陷入停滞。
2. 国家政策红线： 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澳门“适度多元”，严厉打击跨境资金流动和非法招赌。以前靠内地豪客撑起的“贵宾厅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3. 应对区域竞争： 日本大阪、泰国、越南、新加坡都在建设或计划综合度假村。如果澳门只有赌，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将失去竞争力。

4. 转型效果

客源结构变年轻： 现在的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为了看演唱会或打卡文创区而来的 90后、00后。他们可能不怎么进赌场，但舍得在酒店、餐饮和周边产品上花钱。

非博彩收入占比提升： 根据2025年的数据，非博彩行业带动的收入（食、住、行、购）增长显著，政府目标是到2028年非博彩业占GDP的比重达到 60%。

国际化程度提高： 随着博企在海外（如东南亚、日韩）加大力度营销，澳门的外国游客占比在2024-2025年间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澳门正在从“赌博驱动”转向“体验驱动”。虽然赌博依然是核心的财政支柱，但它现在更像是整座城市的“背景板”，而丰富的娱乐、体育和文化生活正成为澳门吸引世界的新名片。

结语

当我们回顾澳门博彩业的演变，从19世纪的街头赌档，到何氏家族的四十载垄断，再到如今“六张责任状”下的群雄并起，这不仅是一部商业资本的博弈史，更是澳门这座城市寻找自我定位的进化史。

曾经的澳门，标签是单一且色彩浓重的：是葡京那朵金色莲花下的筹码撞击声，是叠码仔穿梭在星级酒店里的隐秘江湖，是极少数人的一掷千金。那时的赌场，更像是矗立在老城区里的“独立王国”，与普通人的市井生活虽近在咫尺，却有着分明的界限。

现在的澳门，正在努力撕掉旧标签，贴上新名片。随着卫星赌场的收编、贵宾厅时代的落幕，博彩业的“野蛮生长”已被精准的“强监管”所取代。六大博企不再仅仅是博彩运营商，它们更像是澳门城市转型的“首席执行官”。它们投下的千亿巨资，不再是简单的赌台扩容，而是转化成了银河综艺馆里的万人合唱、妈阁塘区的艺术涂鸦、以及路氹城（Cotai）那条连接世界的美食与会展长廊。

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看，博彩依然是澳门的底座，但它已化作支撑多元产业的基石。澳门正从一个依靠“运气”博弈的赌城，转型为一个凭借“活力”胜出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澳门的故事，上半场写的是“传奇”，下半场求的是“恒久”。